发挥战略通道作用 助力全球共同抗疫

中欧班列成国际供应链重要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海运、空运等物流通道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但中欧班列却凭借其独特优势，实现了逆势前行。在疫情防控前提下，中欧班列发挥战略通道作用，全力承接空运、海运转移货源，优先运输防疫物资，为稳外贸作出了积极贡献。

专家指出，从全球意义上看，中欧班列稳定开行，也成为疫情防控期间连接中国、欧洲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运输纽带，成为特殊时期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支撑。

疫情期间逆势增长

5月4日10时，义乌—维尔纽斯首趟中欧班列“中国邮政专列”X8026/5次从义乌西站缓缓启动，奔向10146公里外的欧洲国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标志着义乌中欧班列第12条线路正式运营。

这趟中欧班列满载着来自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和山东5省（市）集结的100个标准集装箱、353.77吨国际邮件，经由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列车抵达立陶宛后，这些国际邮件将被分拨至西班牙、丹麦、瑞士、法国等36个欧洲国家。

在全球合作抗疫情况下，该条中欧班列线路正式运营，成为中国通往欧洲波罗的海地区又一条绿色、高效的国际运输新通道，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疏运国际邮件提供了新方案，未来将根据中国邮政邮件统筹集结情况，计划每周按照1列的频次开行。

与空运、海运相比，中欧班列实行分段运输，不涉及人员检疫，在疫情期间具有独特优势。不止义乌，各地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的开行数据均实现了逆势增长。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欧班列总开行数量与去程、回程班列开行列数3项指标，均创单月最高纪录。

据国铁集团货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4月份总开行数量达到979列、运输货物8.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6%、50%，综合重箱率97.8%。今年1月份至4月份，中欧班列共开行2920列、发送货物26.2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4%、27%，综合重箱率98%。

“以前都是我们到处找货源，现在每天都有发不完的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西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国外优质商品也进入了中国百姓家。目前，中欧班列（西安）汇聚了来自欧洲、大洋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区40多个国家的厨具、家居用品、保健品、食品、母婴用品、生鲜等13类5000余种货物。”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新筑车站党总支书记黄鑫说。

稳定国际供应链

4月26日，4台集装箱卡车鱼贯驶入连云港27号泊位，一个个带有“中铁集”字样的集装箱从外贸货轮依次卸载装车，并快速短倒至连云港中哈物流基地装车线，随后吊装至中欧班列75170次列车，并于当晚发往二连浩特口岸方向。

从船上卸下到装上火车，前后不到15分钟，国际过境集装箱作业完全实现了“零等待”。这是连云港港口在自贸区框架下，首次尝试国际过境集装箱“船车（站）直取”模式，也是首次在“连云港——二连浩特”中欧班列通道上应用这一创新模式。据测算，每个集装箱可节约运输费用60%左右，时间由原来4天以上缩短至1天以内，装运效率提升75%。

中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国际供应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受疫情影响，国际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中欧班列成为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支撑。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发挥中欧班列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国铁集团全力承接空运、海运转移货源，积极稳定国际运输链。在铁路口岸派驻专门工作组，现场指导口岸站作业，把中欧班列作为日常运输组织的重点，优先装卸、优先挂运、优先交接，保持与相关各国铁路的密切联系，加强国际合作，与海关部门共同组织便利化通关，确保了战略通道的安全畅通。

以此次“船车（站）直取”模式创新为例。据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国际营销部经理王贵佳介绍，为加快过境转关效率，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口、海关、铁路等部门围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探索中欧班列一体化运营模式，通过集中前置理货及海关、铁路各环节手续，大大提高了过境效率。

作为我国中欧班列中线通道出入境口岸，二连浩特铁路部门专门部署，确保国际物流通道可靠畅通。他们开辟了进出口货物办理业务服务热线，加强与政府、海关、边检及蒙古国铁路部门的联系沟通，推行“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对出口的防疫物资，利用微信平台第一时间提醒客户办理票据报关、报验，有效提升了班列在口岸的通关效率。

贡献抗疫“中国力量”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欧洲国家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对防疫物资的需求相对比较旺盛，中欧班列凭借运时短、成本低、运能大、零接触的优势成为欧洲进口医疗和生活物资主要运输渠道，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受疫情影响，公路、航空运输均受限，很多公司找到我们，通过中欧班列（西安）将抗疫物资运往国外，今年以来我们运输过一次性防护服、注射器、口罩原材料熔喷布等防疫物资，这些物资大多运往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助力当地的疫情防控。”黄鑫说。

从3月21日首趟搭载出口欧洲防疫物资的中欧班列义乌启程以来，至4月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发运国际合作防疫物资66万件、3142吨，主要到达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捷克等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为节点再分拨到更多欧洲国家，有力地促进了国际防疫合作。

“病毒不分国界”，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采取稳定支持中欧班列运输政策，为保障中欧贸易往来、畅通国际防疫物资运输作出积极贡献。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增长迅速。2003年以来，中国对非投资流量平均年增长超过45%。2017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达31亿美元，是2003年的近40倍。中国投资几乎遍布非洲每一个国家。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各类企业超过了3700家，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达461亿美元，是2000年的70倍。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非投资带来了冲击。标准银行集团认为，疫情的确会对非洲电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短期影响。虽然具体冲击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观察，但它并不会改变非洲基础设施的根本需求，巨大的需求缺口决定中国企业在非洲仍然大有可为。

1、疫情不会改变长期中非投资的长期走向

目前，中资企业参与建设的电力和基建项目大多正常运营，疫情对施工进度的影响尚不明显。

特别要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非洲各国的货币波动将大幅增加。

但疫情并不会改变中企对非洲投资快速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快速增长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是中非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非洲加快工业化进程与中国的资本、技术“走出去”需求契合，合作共赢的机遇巨大。

二是中非关系持续升温。高层交往和顶层设计为中非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基础设施完善、贸易和人员往来密切催热了中非投资合作。

2、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仍然广阔

标准银行集团认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机遇广阔，投资缺口巨大。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府都把发展基础设施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认识到要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和重要基础成为诸多非洲国家吸引外资，进行支持的重点。即便是非洲最发达的南非也在呼吁“向东看”，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G20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布的报告《全球基础设施展望：非洲协议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指出，到2030年，G20非洲十国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上的投资须累计达到6210亿美元，才能实现相应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缺口高达4150亿美元。（注：2017年3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批准“非洲协议”，鼓励私人部门在非洲的投资，其中包括基础建设投资。非洲协议十国包括: 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几内亚、科特迪瓦、加纳、贝宁、卢旺达）

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不断缩小基础设施的差距，那么到2040年，这十个非洲国家需要累计2.4万亿美元投资能源、通讯、机场、港口、铁路、公路和水基础设施等，缺口达1万亿美元。

放眼整个非洲，根据目前的趋势预测，至2040年，非洲的基建总投资为4.3万亿美元，即每年1740亿美元。如果非洲经济体希望提高成绩，总投资需求将达到6.0万亿美元，即每年2400亿美元，差距将近40%。

伴随中国企业从单纯投资转向深度扎根，投资意愿更加主动积极，适应和满足非洲投资需求变化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将可以在各细分领域将呈现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格局。

3、电力与交通仍然是基础设施的重点

在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中，电力仍然是重中之重。自2007年以来，非洲约有38%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电力行业，其中20%用于水电。虽然非洲投资电力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投资于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在当前的趋势下，2016至2040年期间，电力将获得约1.6万亿美元的投资。

非洲发展清洁能源可谓得天独厚，也有望通过清洁能源建设实现电力的自给自足。其水利、风能、太阳能分别占地球总量的10%、32%、40%，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预计到2050年，非洲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电力3.3万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8亿吨，洲内跨国电力贸易规模将超过5000亿千瓦时，整个非洲能源网络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万亿美元。目前，中非在该领域合作势头很好，相信更多中国企业、设备、技术、设计和标准将在非洲清洁能源建设中大显身手。

另外不能忽略非洲对于交通的巨大投资缺口。非洲在运输部门投入的投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至2015年占27%，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对于仅占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3%的铁路而言，这一差距尤其突出（世界平均水平为12%）。在公路投资上，当前趋势与投资需求之间的缺口最大，预测投资需求几乎是目前趋势的两倍。

总之，未来几年，投资机会的重点会优先体现在在电力、水、通讯基础设施、公路、港口、铁路、机场等领域。

4、活用公私合作模式

政府公共资金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建资金的主要来源，每年450亿美元左右的基建投资中，有一半多由政府提供。但按照全球标准来衡量，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府在基建上的支出力度还远远不够。

目前，南非、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加纳、莫桑比克等国都在积极探索公私合营模式（PPP）。

PPP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建市场虽然比例不高，但却是改善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方案，也是中资企业投资的有效模式，由私人投资者和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修建独立发电厂（IPP）在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十分普遍，南非、肯尼亚等国家发展尤为积极。

PPP的潜力能否充分释放，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提供有力支持、有效合作和积极参与。对于不太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政府特别需要提供“配套基础设施”来激励私有投资者，这些配套措施包括，法律和税收框架、能降低成本的关税政策，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支持等等。

5、应对潜在挑战的六条建议

除了机遇，中企在非洲也需要了解地缘政治、政府政策、法律、税务、外汇、本土化等潜在挑战。以下六条建议可以参考：

第一，充分了解当地国别情况、外汇变动情况、市场竞争情况、法律和税务体系、政府政策和其他宏观方面情况。

第二，对于已经有多年非洲运营经验的企业，最好是选择在已经经营多年的市场进行投资试点。对于新进入非洲的企业，最好是选择和有本土化经验的中资企业强强联合。

第三，寻找靠谱的项目和合作方。

第四，投资自己擅长的业务领域。

第五，培养专业的投融资团队和国际化人才队伍。

第六，广泛和非洲有实力的金融机构、法律、税务、保险等机构建立合作，听取专业团队的专业意见。

近日，数位专家提醒要关注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外资审查方面的新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自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以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相继出台法律措施，宣布将保护特定领域企业不被外资收购。

各成员国的法律措施以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发布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下称“指南”)为蓝本，在《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今年10月生效之前，该指南为欧盟各国提供保护战略资产和技术的行动纲领。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近期表示，健康、医疗研究和战略性基础设施需获特殊关注。她说：“我们需要知道是谁从国外投资这些公司，投资目的是什么。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期间，当我们变得更脆弱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她并指出，“与任何危机一样，当我们的工业和企业资产可能面临压力时，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安全和经济主权。根据欧洲和国家法律我们拥有处理这一局势的工具，我要敦促成员国充分利用这些工具。对外国直接投资，欧盟现在和将来都是开放的市场。但这种开放并不是无条件的。”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杨成玉助理研究员指出，当前欧盟的措施是临时性的，是借鉴了欧债危机时的教训，在政策层面防止被外资抄底。

将医药和新兴技术纳入关键领域范畴

根据现有欧盟规则，欧盟成员国有权基于安全或公共秩序对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审查。目前，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4个成员国设置了FDI筛选机制。欧委会则在发布指南期间鼓励另13个国家尽快设置成熟的审查机制，同时根据欧盟法律和国际义务，考虑所有备选办法，以处理外国投资者收购或控制某一特定企业、基础设施或技术而给欧盟的安全或公共秩序带来风险的潜在案例。

欧盟各国对外资审查趋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下调所有权标准和扩大关键领域范畴。欧盟各国将审批权限下限(即所有权标准)调至10%~25%不等，并将关键领域范畴扩展至医药和新兴技术等方面。

而欧盟在指南中也特地指出，发布指南的目的为“以确保在公共卫生危机和相应经济脆弱时期，在欧盟范围内采取强有力的做法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保护欧盟企业和关键资产，特别是在对我们的安全和公共秩序至关重要的卫生、医学研究、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同时不损害欧盟对外国投资的普遍开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赖雪仪副教授表示，战略性产业包含的领域会一直变化，基本是涉及传统国家安全的领域，例如能源、基础设施等。

“近年来欧盟强调要保持其高新科技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把高新科技领域视为战略核心。在全球化及数字化下，信息通讯也被赋予战略意义。此次新冠疫情肆虐，欧洲很多国家发现自己完全依赖进口医疗物资，在全球供不应求时，靠进口就十分被动，又把医疗产业列为战略领域。”她说道。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孟记安表示，将新兴技术纳入关键领域范畴，欧盟各国更多是着眼未来。

他认为，疫情使欧洲诸多企业估值变低，为潜在的买家带来机会。如果这时外资纷纷涌入，购入的企业又恰好属于欧盟的战略性产业，或者属于对未来经济复苏有决定性意义的产业，势必会对欧洲经济带来影响，进而引起各国政府的警觉。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亮则认为，跨境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双赢。欧盟各国政府欢迎外资，因为这可以扩大投资、稳定就业、扩大欧盟之外特别是亚洲和中国市场。只要并购交易在合法的范畴之内，这单交易是否会成交、以怎样的价格成交，并非是政府首要关心的问题。

此外，徐亮提醒，在政府之外，企业管理层和工会的因素同样重要。如果并购会带来股权、管理架构的大规模变动，或者将施行大规模裁员，也可能会招致工会、员工甚至当地社区的反对，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

以开放姿态捍卫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代表近1000家在欧中资企业的欧盟中国商会在最新一期简报中指出，作为全球重要一员，欧盟肩负特别的责任：在尊重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欧盟将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和七国集团的伙伴们一起，形成全球应对方案。

该简报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启贸易流动和供应路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欧盟强调重视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加大严格的外国投资审查力度，以及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担心，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措施可能会面临被政治化的风险，并延缓达成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以及在经济复苏路线图中实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投资’目标。”欧盟中国商会在简报中指出，鉴于前期预测2020年欧盟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相当于2009年的两倍多，那么对于欧洲政治家来说以加倍的决心和充足的准备，以开放的姿态捍卫全球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在十年前早些时候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避免对贸易和投资流动采取新增保护措施。作为世界舞台重要角色，这是欧盟在全球范围内急需倡导的立场。”该简报指出。

赖雪仪表示，暂时没有见到欧盟公共秩序或竞争力在企业被外商收购或投资后，被具体损害的案例。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报告》)则指出，欧盟过度规制问题日益突出，对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和经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欧盟营商环境目前存在的过度规制问题给中资企业在欧盟经营带来三大挑战，即欧盟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过度规制，导致中资企业面临更多、更高的壁垒；欧盟在市场拓展方面的过度规制，导致中国企业遭受不公待遇以及欧盟日常监管过度规制，导致中国企业合规成本大幅上升。

孟记安建议，如当下中资想在欧开展投资并购业务，可以先从零售、时尚等行业入手，尽量避开“关键领域”。

同时，也可以先从一些小公司、初创型公司开始。他建议，在法律合规之外，文化因素同样重要。在开展并购交易时，收购方最好可以与卖方公司、员工多多沟通。

徐亮还表示，在欧洲，目前西欧对外资监管收紧趋势明显，如果中资想赴欧投资的话，中东欧目前还不是特别敏感，或许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日本新《外汇法》将于8日开始实施，旨在加强对外国资本投资日本重要行业的限制。

本次《外汇法》修正案于去年11月获日本国会通过。《外汇法》修订前规定，外国资本如想取得日本安全保障相关行业企业10%以上的股份，需事先申报，接受有关方面审查。修订后，向日本政府事先申请标准的出资比率从“10%以上”下调至“1%以上”，变得更加严格。日本财务省当天发布了需要事先申请的安全保障上重要的12个领域518家企业，包括丰田汽车及索尼、三菱重工业等。6月7日起全面适用。

安全保障相关行业包括武器装备、飞机、太空开发、核能、石油、电力、燃气、通信、广播、供热、铁路、运输、网络安全等12个特别重要的领域。

日本财务省把所有上市的3800家企业分成三类，一是不需要事先申请的企业，二是可以免除事先申请的企业，三是必须事先申请的企业。

必须申请的企业除丰田之外，还有日立制作所、索尼、软银集团、雅玛多控股等企业。然而以资产运用为目的的纯粹投资则不要求提出申请。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出资时，即使是可免除事先申请的企业，也必须提出申请。

此外，日本政府4月鉴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尖端医疗领域，也敲定了方针对出资进行严格限制。此举旨在确保竞争激烈的医药品和医疗仪器相关企业的稳定，预计7月中旬将作为特别重要行业的第13个领域纳入对象。

本次《外汇法》修正案虽于去年通过，但由于业界抱怨颇多，正式实施的政令一直拖延至最近才下达。不少投资者担心，新《外汇法》将导致手续繁琐，加强外资管制也会造成对日投资减少。

大和综研金融调查部主任研究员金本悠希认为，事先申报门槛从10%降至1%，导致申报门槛过低，可能导致外资对日本市场的投资下降。

《海湾时报》近日报道，阿联酋内阁2020年第（16）号决议，根据《外国直接投资法》（FDI），确定允许外国直接投资且可100％控股的部门和经济活动的“正面清单”，涉及122个类别。

2020年第16号内阁决议规定了公司需投资新技术，投入研发并满足阿联酋许可证发放单位的要求等条件。

正面清单包括玩具、体育用品，电气设备等制造，咨询服务，广告，摄影活动，建筑，翻译服务，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酒店和餐厅管理，医院和乐队服务等等。

2019年，阿联酋内阁批准一项正面清单，该清单规定在满足某些标准的前提下允许自贸区以外的公司拥有100％的外资所有权的部门和行业，包括农业、制造业，运输和储存业，招待和食品服务业，信息和通讯业，科学和技术行业，卫生保健行业，教育行业，艺术和娱乐业以及建筑业等。

业界人士表示，制造业是国家的支柱，但由于其资本密集型特质和阿联酋当地合法所有权限制，投资者在法律上始终是少数股东，尽管外资在自贸区制造业企业可以100%控股，但自贸区经营成本高，因此并未取得大的发展。此次决议允许外资在自贸区以外地区可100％控股，对外资有较大吸引力，外国直接投资将弥补新冠疫情导致的国内投资减少，并有助于拉动经济发展。

目前，阿联酋规定的相关制造业最低投资额分别为：一般制造业200万迪拉姆； 体育用品和玩具制造300万迪拉姆； 汽车、金属医疗设备等制造2000万迪拉姆， 医疗保健为1亿迪拉姆。

《回声报》4月30日报道，法国经财部长勒梅尔29日宣布，政府将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以保护受疫情重创的本国企业，若非欧洲投资者收购一家法国公司，收购股份达10%即受政府审查并需要批准。今年1月，法国才将战略产业须经政府审查的外资持股比例门槛由原定33%降至25%。这项措施将于今年下半年生效，持续到今年年底。为保护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生物技术被纳入战略领域，该行业也受到这项监控措施。欧洲正在加强对抗敌意收购。该法令将于30日发表在公报上，涉及行业包括国防、能源、水、太空、电信、运输、公共卫生，食品和媒体。

对此，有些人认为是保护主义抬头，另一些人认为是主权的爆发。 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外国投资者设置了障碍，以防止其控制战略公司。法国也不例外。

股市崩盘

勒梅尔说道，在新冠危机时期，一些公司很脆弱，一些技术也很脆弱，可能被外国竞争对手低成本收购。经财部认为，自3月初以来，股市暴跌确实可能会刺激欧洲以外的市场需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经济学家Elie Cohen强调：“在一家资本分散的公司中，股东可以以10%甚至更低的持股比例对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企业债务激增，陷入困境的企业很可能会要求债权人将债务换成资本。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某些公司被投资基金收购。

欧洲学说在演变

在欧洲层面，有关外国投资者的理论正在迅速演变。3月底，欧盟委员会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敦促欧洲人“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经济主权”。在对国际开放的经济体德国，人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16年，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Kuka)。最近，美国企图高价收购把德国CureVac实验室。3月31日，法国经财部否决了美国Teledyne收购专门从事光探测的法国Photonis。

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但中国显然是法国当局最密切关注的国家之一。Elie Cohen强调说，欧盟越来越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他认为，中国在欧洲开拓市场，经济实力雄厚，也有政治目的。

勿使外国投资者泄气

经财部强调，这并非是阻止阻拦外国投资法国企业，即便这些企业很敏感，它们需要资本。法国是一个对外国投资开放的经济体，但我们像发出的信号是，不会像今天的法国那样做生意。

29日，勒梅尔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冲淡民族主义者的希望，他称“这场危机不会终结全球化”。对这位部长来说，挑战将是“规范”全球化。然而，他希望这是在不影响法国国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法国，外国投资者控制的企业在法员工共计200万。

尽管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253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690.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6%（折合242.2亿美元，同比下降3.9%）。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副研究员庞超然表示，今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带来了严重冲击。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预计，2020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将下滑30%-40%。在此背景下，一季度中国对外投资下降幅度有限。

究其原因，庞超然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同期低基数以及疫情对投资活动影响的滞后性，疫情对投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特别是对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发展势头良好，这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对“一带一路”投资保持增长，正是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出的三大特点之一。据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介绍，一季度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2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同期投资总额的17.3%，比去年提升2.4个百分点。

疫情之下，我国对“一带一路”市场投资何以不降保增？“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疫情形势较为严峻，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受影响相对有限，部分国家（地区）暂未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企业发展经营的外部环境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中国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人员和物资设备跨境流动方面提供了便利，为海外项目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庞超然如是说。

“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是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趋势之一，在一季度也体现得很明显。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领域，分别占39.9%、15.2%、13.5%、7.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9.7%、59.6%、4.2%，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38.5%。

针对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38.5%这一数据，庞超然的解释是，“去年同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部分制造企业出于规避关税措施的考虑，将生产产能移至国外。随着中美双方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国际市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国内市场发展长期向好的积极影响，制造业企业相应减少了对外投资。”

作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承包工程受疫情影响较大。一季度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953.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2.4%（折合279.9亿美元，同比下降15.3%），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6.4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4.7万人，3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4.4万人。

尽管如此，新签大项目增多仍带来几分亮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38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2%（折合553.8亿美元，同比增长9.4%）。其中，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87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0个,合计457.4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2.6%。其中上亿美元项目114个，比去年增加22个。

谈及未来走势，庞超然表示，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疫情对企业投资和在外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跨境商业活动大幅减少，新签和在谈项目推进受阻；二是境外项目受当地防控要求影响，生产建设经营面临较大冲击，部分企业减产停产；三是发达国家因疫情对我国投资防范限制加强，对我国在当地企业经营发展产生不当干扰；四是部分国际舆论环境对我国境外项目并不友好，对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五是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各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境外项目营收、利润预期大幅降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信心受到影响。

“考虑到跨境投资从商谈到最终落地执行时间跨度较长，疫情对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商业机构数据显示，当前在谈和推进的项目数量和规模均处于历史低点水平。”庞超然进一步分析道，据此判断，二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形势依旧较为严峻。政府应加大对“走出去”的监测力度，及时关注境外项目生产建设经营面临的各类问题，并出台针对性措施，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日前，欧盟委员会向所有成员国发布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将健康医疗和基础设施等企业纳入战略性资产范围。此外，《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也已通过，将于今年10月11日正式实施。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的同时，欧盟的投资环境也在加速生变，给中国企业走向欧盟带来新的挑战。欧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在退坡，整体营商环境不容乐观，使得企业对欧投资信心下滑，投资规模大幅下降。

营商环境在变

近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欧洲议会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今年欧盟经济将深陷衰退。与此同时，企业对欧盟的投资环境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大部分欧盟成员国营商环境位于全球30名之后。

当前欧盟营商环境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度规制。过度规制导致了欧盟营商环境持续退步，对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和经营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过度规制主要表现为欧盟出台的诸多规定大大超出了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合理界限，破坏了市场正常运行秩序。近年来，欧盟在数据保护、数字经济、标准制定、外资准入、竞争等领域出台了不利企业投资的法律法规。欧盟去年发布了《欧中战略前景》，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及“制度性竞争对手”，并且通过了《欧盟外资审查法律框架草案》和《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等，全面收紧中企对欧投资。

欧盟在市场准入、市场拓展、日常监管等三方面的过度规制分别给中国企业投资欧盟带来三大困境：一是面临更多、更高的壁垒，二是遭受不公待遇，三是合规成本大幅上升。

正视中企作用

过度规制导致欧盟营商环境退步，直接后果是中企对欧投资信心下滑，导致中国对欧投资规模大幅下降。过度规制不仅是对中企投资设障，更是对欧盟经济发展，尤其是疫情之下的经济稳定设障。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为4.8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在欧盟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超过3200家，覆盖欧盟28个成员国。

然而，东盟在今年一季度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报告显示，在受访企业中，将欧盟作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比重从2018年的78.63%降至2019年的24%，这很有可能成为对欧投资衰退的先兆。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不止于过度规制。影响中企对欧投资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欧盟成员国对中企经营模式等缺乏正确认知增加了融资等方面的难度，二是欧盟总体税负水平较高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三是欧盟政府工作效率偏低增加了行政成本。

当前，欧盟经济增长减速压力巨大，其实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摘掉对中国的有色眼镜，正视中国企业对欧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目前亟待解决欧盟因过度规制造成的营商环境退步问题，为此要采取三大举措：一是取消不合理的市场壁垒，尤其是不能滥用“国家安全”;二是必须停止各种歧视行为，坚持真正的市场化原则;三是避免干扰企业经营秩序，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值得注意的是，持续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在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已开展3次谈判，最近的第28轮谈判于4月20日-24日进行。如果年内达成这一协定，将为中欧经贸合作和疫情之下的欧盟经济恢复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2020年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253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690.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6%（折合242.2亿美元，同比下降3.9%)。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953.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2.4%（折合279.9亿美元，同比下降15.3%），新签合同额386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3.2%（折合553.8亿美元，同比增长9.4%）。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6.4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4.7万人，3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4.4万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一带一路”投资保持增长。一季度，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2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同期投资总额的17.3%，较上年提升2.4个百分点。

二是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一季度，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领域，分别占39.9%、15.2%、13.5%、7.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9.7%、59.6%、4.2%，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38.5%。

三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一季度，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87个，较上年同期增加10个, 合计457.4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2.6%。其中上亿美元项目114个，较上年增加22个。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是1-2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一大亮点。

近日，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在谈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时表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15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3%，折合309亿美元，同比增长34.5%。其中，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5个，比去年同期增加29个，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3.9%。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电力工程建设、一般建筑项目、通讯工程建设和石油化工项目等。

主要是由于1-2月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在我国以及周边国家蔓延，对全球影响有限，因此部分新签合同能够正常推进。据了解，1月份以来，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对外投资依然表现出良好的韧性和发展潜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2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3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078.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折合155亿美元，同比下降1%。

相比之下，对外承包工程受疫情影响更大一些。数据显示，1-2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8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5%，折合155.2亿美元，同比下降12%。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9万人，同比减少2.9万人。截至2月末，我国在外的各类劳务人员共计为77.8万人。

疫情给对外承包工程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境外项目经营受阻，主要表现为人员物资供应出现问题。为落实防控要求，部分项目进度延缓或被迫暂停。二是项目资金压力增大，因为暂停期间还需要支付固定支出，同时企业融资压力也增大，现汇项目由于当地金融机构停业而无法获得资金支持。三是部分项目因进度不及预期，存在违约风险。四是新签项目落实困难，部分国家可能由于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公共卫生开销增大、减少或取消大型基建项目，导致部分项目签约后落地难。

据商务部合作司相关负责人介绍，1-2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还呈现出对“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增幅较大和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两个特点。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53.6亿美元，同比增长25.6%，完成营业额91.4亿美元。

在同期的对外投资结构方面，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传统投资领域，占比分别为40.8%、15.1%、11.3%和8.9%。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3.3亿美元，同比增长43.2%，成为增速最高的领域。

进入3月份以来，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对外投资合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最新预测显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FDI）将下滑30%~40%，一季度跨境并购减少70%。受此影响，今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形势复杂严峻，但也要看到危中有机：一是部分财力较为充沛的国家先后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通过基建推动经济复苏，为我国工程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二是部分国家资本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一些优质资产出现收购机遇；三是我国对外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分享疫情防控经验，援助物资支持当地抗疫，为企业“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