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商务部亚洲司负责人就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成果进行了解读。记者细览相关成果注意到，无论是第20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第24次东盟-中日韩(10+3)经贸部长会议还是第9次东亚峰会(10+8)经贸部长会议，推动RCEP如期生效实施都是一个共识。

上述负责人在介绍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举办背景时说，本次会议是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召开的。各方聚焦团结抗疫和共谋发展两大主题，就共同关心的区域经贸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此次系列会议旨在为拟于年内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做好经贸领域准备工作。中方继续坚定支持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与有关各方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积极引领东亚经贸合作实现良性发展，提振地区国家抗疫和经济发展信心，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RCEP尽早生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该负责人分别就3场会议达成的具体成果进行了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在10+1会议上，双方高度评价30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期待未来合作更加紧密而富有成效;重申做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及《升级议定书》实施工作，同意开展联合可研，确定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其他可能领域;继续推动澜湄跨境经济合作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取得更多实效，鼓励更多东盟企业利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平台开拓中国市场商机;致力于推动RCEP协定如期生效实施。

会议取得三项成果：一是通过中国与东盟经贸部长《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联合声明》，充分肯定双方30年来经贸合作成果，对新形势下推动双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二是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联委会关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实施情况的报告》，肯定双方自贸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并对下一步工作作出了安排。三是对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经贸合作成果展和经贸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予以高度评价，释放了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关系的积极信号。

在10+3会议上，各方均表示将加强合作，稳定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RCEP协定如期生效实施，促进地区经济复苏和增长。会议还听取了东亚商务理事会工作汇报，一致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工商界对话，推动地区经济融合发展。

会议取得两项成果：一是通过《〈10+3缓解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行动计划〉进展报告》。二是通过《10+3经济合作工作计划(2021-2022)》，巩固了10+3国家团结抗疫势头，丰富了10+3经贸领域合作内涵。

在10+8会议上，各方一致认为，当前首要任务之一是逐步恢复和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经济。各方应加强宏观政策支持，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合作;加强全球疫苗合作，扩大疫苗生产能力;支持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期待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切实成果。RCEP成员国期待协定尽早生效实施。

当前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方将如何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及东亚国家经贸合作?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这将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中方将与地区国家密切合作，总结经验、规划未来，推动东亚合作各机制框架下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创新发展。

一是持续深化抗疫合作。中方将与东盟方积极探讨对接《东盟全面复苏框架》项下有关经贸领域合作内容，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将中国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与地区国家携手抗疫，继续根据东盟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助力东盟国家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发展。

二是拓展经贸务实合作新领域。加强与东盟方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进博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扩大贸易投资合作。顺应新形势，积极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等新领域合作。拓展“中日韩+”合作，在能力建设、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加大对东盟投入，帮助东盟缩小发展鸿沟。

三是不懈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探讨与东盟方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实现互惠互利。同RCEP成员国共同推动协定如期生效实施。同10+8国家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推动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近日喀农业部主持召开有机农业研讨会，会议旨在就喀有机农业管理法案草案征求意见，推动法案尽快落地。法案生效后，喀政府将与德国合作署（GIZ）开展合作，促进喀有机农业生产正规化，并探索新的发展机会。

目前非洲有机农业没有得到广泛推广，但其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正不断增长。

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联合会IFOAM和研究机构FIBL的数据，非洲大陆的有机农场仅有120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0.2%。

近年来中非投资合作日趋深化，即使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难阻中非投资合作稳定发展。2020年，中国对非新增直接投资仍然保持在30亿美元水平。今年1-7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0.7亿美元，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合作日趋深化

近年来，中国企业赴非投资热情不断高涨，中非投资合作飞速发展。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74亿美元，有力地帮助非方提升了工业化水平和出口创汇能力，带动了当地就业。从投资领域看，行业逐步拓宽，涉及建筑、采矿、制造、科技、批发零售、农业、房地产、金融等领域;从投资方式看，更加灵活多样，除独资、合资外，参股、并购等方式也逐渐增多;从投资主体看，日益多元化，除国有企业以外，民营企业越来越多。此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平台作用和产业集聚效应也不断显现。

据了解，为积极引导和促进中企对非开展投资合作，中国政府不断完善“走出去”支持政策，目前已与34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1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还专门设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得益于中非历久弥坚的传统友谊和中非双方的政策驱动，中非投资合作日趋深化。越来越多的中企选择投资非洲，主要着眼于抓住非洲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机遇，满足非洲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晓慧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袁晓慧表示，随着非洲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一方面，许多中企将一些原本中国生产再出口到非洲的商品转移到非洲当地生产，在贴近目标市场、降低商品成本的同时也填补了非洲产业空白，并为当地创造了更多就业和税收;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中企选择投资非洲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加工业，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为当地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和合作“溢出效应”。当然，也有不少中企选择投资非洲的数字经济、科技研发等新业态。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非投资保持稳定。2020年，中国对非投资从2019年的27.1亿美元逆势增长到29.6亿美元。今年1-7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0.7亿美元，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同期，中国在非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增长8.2%和7.8%。疫情之下，在非中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相继在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建成港口、铁路等重大项目。

合作前景广阔

业界普遍认为，中企对非投资互利互惠，契合非洲发展需要，高质量中非投资合作未来可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园区建设等是中企对非投资的传统优势领域，而中高端技术制造、医疗医药、数字经济、航空产业等新领域也正在成为中国对非投资的新热土。

袁晓慧说，中非投资合作潜力巨大。对非洲而言，受疫情冲击，当地尤为迫切地希望尽快恢复经济、发展本土产业，降低对域外进口的依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投资持更加欢迎的态度。对中国而言，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和一体化市场进程的加快，为中企投资非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前景。何况，中企的海外经营意愿和能力在不断提升，中国产业门类全、覆盖层次广的突出优势也更加契合非洲的发展需求。

袁晓慧建议，未来，中企投资非洲首先还是要做好前期调研，充分了解拟投资当地情况，寻找到将自身优势和非洲实际需求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做好各类风险防范准备;在经营过程中，要合法经营，克服语言文化等障碍，注意处理好劳工和社区关系。

俄罗斯财政部13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俄政府和央行认为深化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是俄金融领域发展优先方向。

俄财政部当天公布了2030年俄罗斯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供公众讨论。根据这一战略，俄罗斯把促进与亚洲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一体化作为优先方向，将继续加强俄中金融市场间协作，包括为两国投资者和发行机构进入对方资本市场提供协助、在双边经贸往来中扩大本币计价结算等。

俄财政部副部长莫伊谢耶夫向媒体介绍，该战略还涉及保护金融服务消费者权利、推动金融数字化、优化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内容。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政府和央行希望通过实施这项战略，优化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增强投资者对俄金融市场的信心。

近日，据坦桑尼亚《每日新闻》报道，坦桑尼亚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内的合作,与中国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评估报告分析所指出的，由于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坦桑尼亚完全有能力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降低坦桑尼亚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优化生产流程，改善供应链。

在近期召开的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数字创新论坛上，很多非洲国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大力发展智慧城市，积极促进5G等电讯产业发展。

坦桑尼亚有潜力成为东非在线贸易的主要竞争者，尤其是在移动金融和数字支付领域优势明显。

9月1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

印度尼西亚银行(下称印尼央行)9月6日宣布，根据该行与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9月30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自9月6日起正式启动印尼与中国本币结算机制(LCS)。此举是两国央行深化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有助于形成印尼卢比与人民币直接报价，扩大两国经贸往来中本币使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印尼央行称，双边本币结算机制将通过降低国内外汇市场对美元和其他外币的依赖，进而增强印尼盾的稳定性。使用人民币和印尼盾开展双边贸易结算将为两国企业减少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大幅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印尼专家表示，印尼和中国央行之间的协议将有利于两国贸易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印尼对中国的出口。

相关报道称，印尼的目标是在未来3年实现对中国出口增加两倍。印尼央行与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央行也签订了类似协议。

首笔LCS项下交易达成

中银香港雅加达分行和中国银行分别被选定为特许交叉货币做市商，可开展经常项目及跨境投资人民币及印尼卢比结算，并进行人民币与印尼卢比直接报价交易。当天，中银香港雅加达分行完成首笔LCS项下人民币与印尼卢比即期及远期直接报价交易，为印尼青山不锈钢有限公司将一笔印尼卢比以直接报价兑换成人民币，汇往该公司位于浙江省一家服务供应商的人民币账户。同时，亦为三一重工印尼公司完成了一笔远期人民币购汇。此外，该分行还配合中国银行总行及浙江省分行为中国境内客户提供人民币与印尼卢比报价，并顺利收到首笔来自中国境内LCS项下印尼卢比汇款。

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在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指导下，联动境外工银印尼，互开SNA账户，为浙江某客户办理了基于LCS框架下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卢比结汇业务，成为国内首家办理LCS、首家完成LCS项下代客结汇和售汇业务、首家开展标准即期跨境平盘交易的金融机构，这标志着工商银行在中国-印尼跨境金融服务领域又迈上新的台阶。

“LCS机制对中国-印尼经贸合作意义深远。”工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人士表示，“首先是为中国与印尼及东盟扩大合作创造条件。中国人民银行此次推动人民币兑印尼卢比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对完善中国与印尼双边本币清算体系，推动人民币与其他周边国家货币挂牌、兑换、结算业务有着重要的意义，能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利好中国-东盟贸易投资

近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印尼作为东盟创始国之一，在东盟各国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印尼双边贸易规模连创新高：2018年两国贸易额为724.8亿美元，同比增长23.7%，贸易额及增速均创下近十年新高;2019年两国贸易额为727.7亿美元;2020年贸易额达到78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7.9%，其中印尼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约达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在东盟国家出口至中国的排行从2019年的第五位跃升至第四位。

工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人士称，做好印尼卢比与人民币的货币兑换，有利于提高中国同印尼之间开展交易的便利性，为其他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开展货币兑换作出示范，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工商银行已于2014年8月实现印尼卢比现钞挂牌交易，可办理柜面印尼卢比现钞结售汇业务，主要满足个人客户旅游用途的现钞结售汇需求。

中银香港雅加达分行行长张朝阳表示，LCS机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有助于促进双边本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为两国企业带来利好。该行将积极响应两国央行货币合作，参与LCS，为两国经贸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央行方面指出，LCS的实施将为双边贸易投资带来广泛的直接好处，有助于降低外汇交易成本，促进本币贸易融资和直接投资，提升当地货币替代对冲工具的可用性，以及应对货币风险的多样化等。

与国际贸易活动相比，跨国投资的周期往往更长，对投资政策环境稳定性的依赖也更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新冠疫情对全球跨国投资造成严重冲击，2020年的投资额约为1万亿美元，同比下降了三分之一。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投资政策既是重要内容，又明显滞后于贸易政策和实际经济活动的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采取了协同一致的行动，避免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措施导致的危机加剧。新冠疫情冲击下，各方是否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呢？二十国集团（G20）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协同机制，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策取向对全球贸易投资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G20机制的参与方，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G20主要经济体的投资政策。上述机构6月28日联合发布的第25期报告显示，不少国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远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G20成员在新冠疫情下采取的外资政策措施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针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此类政策对FDI的准入领域和方式予以规定，直接决定了跨国投资者的意愿和能力。在疫情的冲击下，不同国家的应对理念似乎有着明显差异，发展中G20成员多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中国推动外商管理立法，持续改进和缩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印度放松了对外资投资保险公司的限制，澄清了部分外资审核流程。印尼建立了外资国民待遇原则，放松了部分领域的外资限制。相比而言，发达G20成员的政策则更重视保护。例如，英国增加了对非居民购买房地产的收费。澳大利亚对其外资准入审查政策进行了改革，强化了现有系统的合规和执行力，扩大了审查范围。

第二类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投资政策。跨国投资的快速发展改变着全球的经济结构，促使东道国政府采取措施有效管理，避免外资流入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9个G20国家调整了外资政策，通过对外商投资的风险进行管理而保护必要的安全利益。事实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自2017年开始有关国家安全的外资政策就开始频繁调整，且调整的强度比最近一段时间要更高，欧美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行动出现泛化态势。但疫情后的国家安全政策开始注重与健康卫生相关的供应链安全，且此类政策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可能持续发展和增强。

第三类是不针对外资的投资政策。此类政策措施对外资所需的跨境资本流动等进行管理，直接影响了外资的投资意愿和难度。新冠疫情后美国采取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带来巨大影响。在经历了2020年一季度外资流入量的暴跌后，流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各类间接投资从二季度开始出现迅速回升。此后，伴随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上升，主权债券市场出现重新定价，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负面影响，间接投资流向发生调整。中国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更多的金融产品。印度央行频繁采取多种措施改变跨境衍生品交易的条件。韩国自2020年4月开始对金融服务降低了管理要求。土耳其则修改了对其货币里拉的外汇储备比例要求。

第四类是国际投资协定。国家间的投资协定确定了相关方在跨国投资管理协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是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日本完成了新的双边投资协定（BIT）。G20成员共完成15个其他国际投资协定（IIA），其中有12个是由英国完成的，3个分别由印尼-韩国、以色列-韩国、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英国在脱欧后急于重新建立保障其国际贸易投资的协定。中国和土耳其的双边投资协定完成更新，印度和巴林的双边投资协定到期终止。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印尼与新加坡、澳大利亚参与的太平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协定（PACER＋）。据UNCTAD统计，截至2021年6月15日，全球共有2852个双边投资协定和420个其他国际投资协定。

尽管新冠疫情是外资政策调整加速的触发因素，但G20成员的外资政策调整并非都与疫情相关。事实上，2020年7月以后的外资政策调整都与疫情没有直接关系。疫情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直接影响来源于对人员跨境流动的限制，但各经济体外资政策的调整则是其对外资管理理念长期演变趋势的体现。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各国在碳达峰和碳中和上的分歧逐渐弥合，有关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创新，以及为达到气候变化目标所采取的政策将对跨国投资产生深远和全球性的影响。此类措施是否与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和协议一致，是否会引起不必要的贸易投资保护，都可能在短期内难以达到各国的共识。

伴随疫苗接种的逐渐普及，跨国投资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外国投资不仅是资本的重要来源，更是驱动创新、创造就业岗位、形成国内产业能力、参与全球经贸体系的重要力量。稳定而可持续的外资环境，将从准入准营延伸至投资后管理。与贸易领域不同，跨国投资仍然缺乏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以双边或区域为基础的投资政策协调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不仅国别地区政策差异明显，而且政策容易变化，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和发展并不适应。

贸易规模30年来扩大了85倍、累计投资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合作建设了20余个经贸合作区……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日益密切，双边经贸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52.8亿美元，年均增长16.5%。专家指出，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蓬勃发展，成为亚太区域最为成功最具活力的合作典范和东亚地区繁荣发展的重要引擎。

贸易规模快速壮大

30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发生巨大变化。

贸易规模快速壮大。据海关统计，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52.8亿美元，年均增长16.5%，比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年均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由44.5亿美元增长到3836.8亿美元，年均增长16.4%；进口由39.1亿美元增长到3016亿美元，年均增长16.5%。2020年，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连续第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8个月，我国对东盟进出口5539.2亿美元，增长33.3%，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4.5%。

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从出口看，2020年我国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2044.8亿美元，同期，纺织服装、钢材、手机、船舶、家具、水果、汽车和医药品等产品对东盟出口增势良好；从进口看，自东盟进口农产品、橡胶、石油、天然气、煤等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保持较快增长。

9月11日，海关总署首次发布的中国—东盟贸易指数显示，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指数为241.09点，较2019年上涨19.64%，较2010年上涨141.09%。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该指数从贸易密切、贸易质量、贸易潜力、贸易活力、贸易环境等5个维度，建立了科学合理、具有中国与东盟贸易特色的指标体系，通过对贸易情况进行量化评价，直观展示双边贸易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是双边贸易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关税减让助企享惠

近日，广西农垦明阳生化有限公司自东盟进口的淀粉在钦州港口岸通关，凭借提交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书，该批货物减让关税6万多元。该公司外贸业务负责人介绍，今年前7个月，公司东盟享惠进口额约2亿元、关税优惠额2000多万元。

专家指出，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我国海关牵头与东盟完成原产地规则升级谈判并顺利实施。对外全面加强与东盟各国海关的沟通和协作，积极推进原产地电子联网；对内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进出口企业充分享受协定的关税减让政策。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企业享惠进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3.3万亿元，年均增幅27%；双方之间90%以上的货物可享受零关税待遇，共计减让税款3149亿元。

优惠政策的激励下，企业信心更足了。普华永道9月11日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企业信心与展望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与东盟企业普遍看好双方未来的经贸合作，并对于从中获益抱有信心与期望。“预计在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多领域合作。”普华永道全球跨境服务中国主管合伙人黄耀和说，“随着企业数字化改革发展，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内稳定发展，并带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经贸往来。”

跨境物流更加顺畅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中新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印和中马“两国双园”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实施，有效提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水平，双方跨境物流更加顺畅。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线路从2017年的“渝桂新”1条线路拓展为6个方向常态化开行，开行频次由每周1列增至每天10列以上，已成为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和RCEP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通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衔接，今年以来累计衔接发送1504个标箱，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可靠运力支撑，充分激发我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潜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4省区市对东盟进出口812.2亿美元，增长28.7%，拉动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4.4个百分点。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表示，中国愿与东盟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互联互通，共同推动双方经贸伙伴关系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8月31日，X8015次中欧班列（武汉）装载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日用百货以及防疫物资在吴家山站鸣笛始发，今年开行的第10000列中欧班列驶向德国杜伊斯堡。

“中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自2020年5月起连续16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自2021年5月起连续4个月单月开行超1300列，为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出了积极贡献。

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030列，发送集装箱96.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2%、40%，往返综合重箱率达97.9%，较去年提前2个月实现年度开行过万列。

——提早实现年度开行过万列的背后，是管理优化、效率提高，口岸通过能力大幅提升。

“我们不断优化作业流程，压缩班列换装时间，提高作业效率，抓好‘数字化口岸’系统应用，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突破4000列。”中国铁路阿拉山口站货装车间副主任高强说。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满洲里等口岸站实施扩能改造项目，有效提升了中欧班列进出境通道能力。1至8月，西、中、东通道开行中欧班列同比分别增长37%、15%、35%。铁路部门还积极配合口岸监管部门，落实便利化通关举措，提高通关能力和作业效率，有效压缩了运输时间。

——提早实现年度开行过万列的背后，是产品优质、品质提升，援企稳链服务扎实推进。

“能否按时将产品交付到客户手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高级经理王博算了笔账，铁路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的光伏产品专列，较以往运输方式不仅运输时间缩短了一半，还节约了不少仓储成本，“中欧班列大幅减小了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已成为我们交付欧洲客户的常态化物流方式。”

今年以来，加强与外贸企业对接，动态掌握物流需求，各地铁路部门纷纷精准制定运输方案。

在河南，首趟意大利米兰至河南郑州中欧班列顺利抵达圃田车站，郑州始发中欧班列境外目的站点增至10个；在福建，首趟“大红袍号”中欧班列从武夷山陆地港驶往俄罗斯莫斯科，促进“万里茶道”融入“一带一路”；在山西，直达法国巴黎、直达土耳其梅尔辛的中欧班列首次开行，货物品类覆盖金属制品、农产品、机电设备等几十类……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5万余种，实现境内外生产协同联动，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运输支撑。

——提早实现年度开行过万列的背后，是重点保障、应运尽运，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彰显大国担当。

“对于抗疫物资，中欧班列做到了快装快运、应运尽运。”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副主任刘颖斌介绍，今年以来，南昌铁路部门累计通过中欧班列向德国、波兰、俄罗斯、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运输314个40尺柜的手套、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负责人表示，国铁集团将国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纳入中欧班列重点保障范围，实行优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疫情防控期间，中欧班列已累计向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1280万件、9.9万吨，为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中欧班列运输需求将保持高位运行。”该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加强中欧班列运输组织，优化班列开行方案，完善境外通道布局，加快信息集成平台建设，持续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