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现场，各方都在积极推介自己的资源，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资金融通热情颇高。参与方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长、行长、特使们，还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负责人们。

“一带一路”孕育着巨大的机会，推进六年时间以来，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起的背景下，其提供了新的国际合作的机会，也激发碰撞出更多可能。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参与方对于资金融通有更多共识，比如实现债务的可持续发展、更多使用本币等。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国家数量、机构间的合作平台在不断增加，一些具体务实的工作也在不断推进。4月25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为参与各方提供一个经由国际经验沉淀而来、可供自愿采用的债务管理分析工具，来更好地管理债务风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和资金对接现场

4月25日，毛里求斯央行行长安拉度·古古莱表示，非洲国家非常愿意支持“一带一路”，非洲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打造经济奇迹。非洲2063议程，对未来50年的结构性改革做出部署，致力于促进贸易顺畅、金融开放等，“一带一路”能进一步扩大中非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

“中国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工作，俄罗斯在北极附近也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俄罗斯现在在积极发展北方的交通走廊，我们也需要投资支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长安东·西卢阿诺夫表示。

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中心们，则在积极推介其金融服务能力，包括瑞士、英国、中国香港等。

比如，英国财政部一带一路金融与专业服务合作特使范智廉表示，“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开发合作项目，需要动员公共和私人部门参与，需要进行风险管理，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法律框架和标准体系，这些需要专业人员和服务。

范智廉还指出，这些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机构就能够做到的，需要各方携手共同建设。

金融机构也表达出强烈的参与意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现在是大型基础建设的好时机，资金成本很低，有时候市场成本比政府成本还低。通过有效的产品设计，既可以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解决资金流向的问题。如果有好的产品，这是非常好的时机。”田国立还表示，“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的机会，也不仅是沿线国家的机会，是全球的机会，要抓住机会，需要有好的产品。

渣打银行负责人也在论坛上指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公共资金外，应该积极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因为私人部门在尽职调查、项目组合的最优化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在“一带一路”推进的6年时间，已经有参与方从中取得很大的实际利益。巴基斯坦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过去几年里，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巴基斯坦现在已经有了电力的富余，中巴经济走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撬动私人资本参与

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这让私人资本摩拳擦掌。

“外面有几万亿美元在寻找机会，但资本也缺乏胆量，资本希望项目是安全的、值得投资的，需要投资资金的国家能否开发出工具，来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政府部门能否打造更好的公共环境？”4月25日，IFF（国际金融协会）的代表现场发问。

现实确实存在一定资金错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很多项目需要资金，但资金可支持的项目并不多。那些标准明确、社会责任感高的国家和地区，会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各政府应该致力于打造好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在积极贡献力量，除了牵头成立亚投行，也在加强与现有多边机构的合作，推进沿线欠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提高项目的可融资性，比如培训官员、给予资金支持等。

多边开发机构们也在积极拓展合适的基建项目。比如，成立只有短短几年的亚投行，通过搭建高标准治理体系，与董事会保持密切联系，提高投资决策效率等，截至目前，共批准了39个基建项目，总投资接近80亿美元，覆盖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

沿线参与的国家和地区，还在想办法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论坛上表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多渠道多元资金，他们正在考虑对贷款进行证券化的倡议。

“除了出于公共品建设的角度，也有商业方面的考虑。基于监管要求，银行有必要对贷款进行处理，来将资金用于其他项目；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绿地投资期间风险较高，但是基建项目运营阶段，会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对贷款进行证券化是很好的倡议，尤其对于绿色、可持续项目进行投资”，陈茂波指出。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长安东·西卢阿诺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建议加强金融合作，这样能减少跨境资本的风险，增加项目的安全性。至于下一步，“我们应该打通各国之间的财务标准，沿线各国财务核算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债务风险是个问题吗？

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是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经验之一。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政承受能力、金融成熟度、法律体系等差异很大，项目带来的债务风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债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保证，通过举债来发展好基础设施，以限制其他公共风险”，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表示。

卡马特还具体指出，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解决债务风险的问题，比如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式，利用新科技来改善基础设施质量，利用好保险业、现有国际体系等。

卡马特为此点赞中国，他认为中国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一方面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能不陷入债务泥潭中。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应客观全面地认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如果债务增加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民生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困率降低等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标的改进，是有利于长期债务可持续的。投融资决策既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资本金约束，合理设计融资结构，有效管控风险；也要充分考虑一国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加强投融资的统筹协调，确保债务可持续。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则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应该顺应市场要求，以商业性资金为主，这能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还能避免政府投资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中国财政部发布的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充分借鉴IMF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致力于为参与国提供分析工具。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实现“一带一路”发展目标，必须把有效获取发展融资同保持债务可持续性统一起来。中方鼓励中方金融机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机构自愿使用这一工具，提高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和债务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